文章来源: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2021,44(11) : 1008-1020.
作者: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分子诊断学组
摘要
循环肿瘤细胞检测具有非侵入性采样、可动态反映肿瘤基因谱全貌、提供肿瘤患者疾病状态相关的实时信息等优势,在肿瘤临床诊疗中的应用价值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在精准医疗的时代背景下,为规范循环肿瘤细胞检测的合理应用,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分子诊断学组邀请多学科专家针对循环肿瘤细胞检测的临床应用、检测技术及质量管理中的关键问题进行讨论并推出相关共识。
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s,CTC)是指从肿瘤病灶(原发灶或转移灶)脱落并进入外周血液循环的肿瘤细胞[1],在肿瘤转移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CTC检测是推动肿瘤精准诊疗的液体活检新技术,与侵入式组织活检相比,CTC检测具有样本易获取、可提供动态监测信息的优点;与另一液体活检标志物循环肿瘤核酸(circulating tumor DNA,ctDNA)相比,CTC为完整肿瘤细胞,携带有肿瘤细胞的多组学信息(基因组、转录组、蛋白组、代谢组等),且利用活细胞CTC可实现体外肿瘤细胞形态和功能的分析[2]。CTC计数、分子分型及下游分析在肿瘤疗效评价、预后评估与辅助治疗决策中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CTC检测技术发展迅速,其在肿瘤临床诊疗中的应用价值也越来越受关注,但目前尚无统一的CTC检测技术行业标准和应用指南,业界对该技术的临床适用场景、检测流程及质量管理等方面仍有困惑。为规范CTC检测在临床诊疗中的合理应用,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分子诊断学组针对上述问题广泛征集检验、病理、临床和基础研究专家的意见并形成共识。专家组后续将根据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适时修订此共识,以适应临床应用的最新需求。本共识主要分为CTC的临床应用及前景、CTC实验室检测技术与质量管理两大部分。
CTC的临床应用及前景
1869年病理学家John Ashworth首次在转移性癌症患者血液中发现与原发肿瘤相似的肿瘤细胞,并提出循环肿瘤细胞的概念。随着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CTC检测的内涵不断丰富,针对CTC数量、分子分型、下游应用及单细胞特征的分析,在肿瘤精准诊疗中的应用受到越来越多关注。
一、CTC计数的临床应用
大量临床研究表明CTC计数在多种肿瘤的疗效评价和预后评估中有重要价值。例如,与基线CTC<5个/7.5 ml全血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相比,CTC≥5个/7.5 ml全血的患者在内分泌治疗和化疗后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7.0个月比2.7个月]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18.0个月比10.1个月]较短[3]。一项针对6 825例乳腺癌患者的荟萃分析表明,CTC计数对早期乳腺癌[PFS:HR=2.86(95%CI 2.19~3.75);OS:HR=2.78(95%CI 2.22~3.48)]和转移性乳腺癌(PFS:HR=1.78,95%CI1.52~2.09;OS:HR=2.33,95%CI 2.09~2.60)均有良好的预后价值[4]。联合基线/治疗后CTC数量和其他临床病理指标可提高乳腺癌预后预测的准确性[5]。CTC计数对前列腺癌[6]、结直肠癌[7]、肝癌[8]等肿瘤的疗效评价和预后价值也在多中心临床研究中得到证实。此外,CTC数量的动态变化在提示疾病进展和治疗效果方面有重要价值。研究表明,肝移植术前CTC阴性、术后CTC升高的肝癌患者与术前CTC阳性、术后CTC阴性的患者相比复发风险较高(49.2%比22.1%)[9]。在转移性前列腺癌的前瞻性、随机、多中心临床Ⅲ期研究(n=6 081)中发现,基线CTC≥1个/7.5 ml全血、治疗13周后CTC<1个/7.5 ml全血与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PSA)反应率(PSA下降30%、50%和70%)比较,具有更准确的疗效评价能力[10];而“CTC进展”(基线CTC<5个/7.5 ml全血、治疗后CTC≥5个/7.5 ml全血)患者较未发生CTC进展的患者中位OS明显缩短(15.1个月比27.1个月,HR=3.4,P<0.001)[1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批准CTC计数用于转移性乳腺癌、前列腺癌和结直肠癌的预后评估(CellSearch法®),其提示不良预后的CTC预测值分别为5、5、3个/7.5 ml全血。多项肿瘤诊疗指南和专家共识也纳入了CTC在肿瘤疗效评价和预后评估中的应用,包括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乳腺癌诊疗指南(2019年版)[12]、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年版)[13]、肝细胞癌生物标志物检测及应用专家共识[14]、循环肿瘤细胞检测在结直肠癌中的应用专家共识(2018)[15]、液体活检在临床肿瘤诊疗应用和医学检验实践中的专家共识[16]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CTC检测方法众多,实际应用时应结合具体肿瘤类型和所选检测方法确定合适的疗效评价和预后评估阈值。
此外,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在AJCC肿瘤分期手册(2010-v7版和2018-v8版)中新增了以CTC为依据的cM0(i+)分期,提示CTC在肿瘤转移和分期中的重要作用。cM0(i+)分期定义为临床未出现转移症状和影像学转移证据的M0期(cM0)患者在外周血中检出CTC、或在骨髓、淋巴结中检出肿瘤细胞[17, 18]。研究表明CTC数量与乳腺癌、前列腺癌、肺癌等肿瘤的临床病理特征显著相关(如肿瘤大小、分期、转移等),基线CTC数量升高提示较差的肿瘤临床病理特征[19, 20, 21]。CTC数量检测可辅助肺部良恶性结节的鉴别诊断,且可作为术前评估肺腺癌侵袭性的独立因素,从而指导手术方式的选择[22]。同时,联合CTC计数和影像学特征、病理学评分或血清学肿瘤标志物有助于提高肿瘤转移诊断的准确性[23, 24, 25]。但相比于转移性肿瘤患者,早期肿瘤患者中CTC的检出率较低[26],因此CTC计数直接用于肿瘤早期诊断的敏感度较低[27]。
共识1:CTC计数可用于乳腺癌、前列腺癌、结直肠癌、肝癌等实体肿瘤的疗效评价和预后评估,应结合具体肿瘤类型和CTC检测方法选择合适的判断阈值;追踪手术前后或综合治疗过程中CTC的动态变化可为肿瘤疗效评价和预后评估提供实时监测信息。
共识2:CTC计数可提示肿瘤转移风险和辅助肿瘤分期,联合CTC计数和影像学、病理学、血清学特征参数有助于更准确地评估肿瘤状态和疾病进展;不建议单独以CTC计数作为肿瘤早期筛查和诊断的工具。
二、CTC分子分型的临床应用
随着对CTC认识的深入和临床应用需求的发展,CTC检测逐步从单纯细胞计数发展为细胞计数结合分子分型的综合分析。CTC是异质性的细胞群体,针对CTC的蛋白、DNA、RNA分子水平的分型分析可以表征肿瘤进化和治疗过程中的生物学特征,从而为全面评估肿瘤状态、精准制定治疗方案提供重要的实时信息。CTC分子分型主要包括疗效预测标志物分型、上皮-间质转化分型、功能特性分型等。
1.疗效预测标志物分型:前瞻性、多中心临床研究表明CTC-雄激素受体变异体7(androgen receptor variant 7,ARV7)阳性与转移性去势抵抗前列腺癌(metastatic castration 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mCRPC)新型内分泌治疗(阿比特龙/恩杂鲁胺)耐药有关,基线CTC-ARV7阳性与mCRPC新型内分泌治疗后更短的PFS及OS独立相关[28];CTC-ARV7阳性患者更易从紫杉烷化疗中获益,而CTC-ARV7阴性患者接受新型内分泌治疗的生存期优于接受紫衫烷化疗(中位OS:19.8个月比12.8个月)[29]。因此,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前列腺癌指南(2019-v2版)推荐CTC-ARV7检测用于辅助mCRPC新型内分泌治疗方案的选择[30]。
人表皮因子生长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是乳腺癌靶向药的疗效预测标志物。CTC与肿瘤组织HER2表达存在异质性,研究表明,组织HER2表达阴性、但HER2+CTC数量升高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仍能从HER2靶向治疗中获益;治疗后HER2+CTC数量下降(<2个/7.5 ml全血)患者的PFS较HER2+CTC持续≥2个/7.5 ml全血患者显著延长(11.7周比2.0周)[31]。此外,CTC与原发肿瘤的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和孕激素受体(progesterone receptor,PR)表达也不完全一致,CTC中ER或PR表达降低可能导致乳腺癌患者内分泌治疗效果不佳。因此,CTC的HER2、ER、PR分型可为晚期乳腺癌疾病进展时的治疗决策优化提供实时参考信息。其他常见CTC疗效预测标志物分型包括EGFR、KRAS、BRAF、PIK3CA基因突变、ALK、ROS1基因重排等[32],根据其在CTC中的表达可辅助预判相应靶向药的疗效,从而提供用药指导。
PD-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近年来发展迅速,肿瘤细胞PD-L1表达可预测其疗效。肿瘤组织PD-L1检测阳性率低、受时间和空间异质性影响较大,CTC的PD-L1分型检测有望成为实时监测免疫治疗反应的替代方案。研究表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CTC的PD-L1阳性检出率显著高于肿瘤组织(83%比41%)[33]。与阴性患者相比,检出PD-L1阳性CTC的肺癌患者术后无瘤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较短(24.5个月比16.7个月)[34]。基线时高表达PD-L1的CTC水平可作为筛选患者进行PD-1/PD-L1阻断疗法的预测因子,高表达PD-L1 CTC组患者的疾病控制率远高于低表达PD-L1 CTC组(64%比14%),且检测PD-L1阳性CTC的动态变化可以指示早期治疗效果[35]。CTC中PD-L1分型与肿瘤组织PD-L1表达差异的分子机制及其在肝癌等其他肿瘤类型中的应用价值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2. 上皮-间质转化分型: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是肿瘤细胞获得侵袭和转移能力的关键生物学过程,EMT在CTC的产生、释放和转移灶的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CTC上皮标志物表达在EMT过程中会发生下调、甚至消失,根据EMT标志物的表达可将CTC分为上皮型[表达E钙黏着蛋白、上皮细胞黏附分子(epithelial cell adhesion molecule,EpCAM)、细胞角蛋白(cytokeratin,CK)等]、间质型CTC(表达N钙黏着蛋白、波形蛋白、snail蛋白等)、混合型CTC(同时表达上皮和间质标志物)。一项大样本中国结直肠癌临床研究纳入1 203例不同分期的结直肠癌患者,发现混合型CTC和间质型CTC数量随肿瘤进展显著增加(间质型CTC在非转移、淋巴结转移和远处转移患者中的检出率分别为45.8%、67.1%和72.3%)[36],表明CTC-EMT分型可提示结直肠癌转移和辅助临床分期。有研究证实肝癌CTC从原发病灶脱落进入外周静脉时发生EMT过程,且CTC分子表型的时空异质性与肝癌患者术后肝内复发及肺转移密切相关[37]。与术前CTC数量低、间质型/混合型CTC阴性的肝癌患者相比,术前CTC数量高、间质型/混合型CTC阳性的患者肝切除术后DFS较短(36个月比16个月),且肝外转移较多(28.2%比60.5%)[38, 39];提示CTC的EMT分型有助于术前治疗效果评估和辅助手术方式决策。间质型CTC对乳腺癌[40]、前列腺癌[41]、肺癌[42]等肿瘤疗效评价和预后的应用价值均有临床研究报道。
3. 功能特性分型:肿瘤细胞具有无限增殖和能量代谢异常等生物学特点,依据肿瘤细胞区别于正常细胞的功能特性进行CTC分型有助于鉴定CTC的生物学活性和转归,从而为肿瘤的病情评估和病程监测提供更丰富的信息。肿瘤干细胞与肿瘤进展密切相关,通过肿瘤干性标志物可筛选恶性程度高的CTC亚型。最近有研究表明高表达肿瘤干性标志物八聚体结合转录因子(octamer-bind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4,OCT4)的CTC亚型在肌层浸润型膀胱癌中的阳性率显著高于非肌层浸润型膀胱癌(65.2%比32.1%)[43]。约75%肺癌患者可检出OCT4阳性CTC,高表达OCT4的CTC亚型更易出现在晚期和转移性肺癌患者[44]。其他肿瘤干性标志物如CD133、CD44阳性的CTC亚型也被发现与乳腺癌、肝癌等肿瘤的转移风险、化疗耐药和不良预后密切相关[45, 46]。
代谢重编程在促进肿瘤转移中发挥关键作用,肿瘤细胞的代谢特征可为CTC功能分型提供新思路。基于糖代谢标志物(磷酸甘油酸激酶1/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的CTC分型在提示前列腺癌远处转移方面具有重要价值,联合高代谢型CTC和tPSA、Gleason评分可有效辅助诊断前列腺癌转移(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904)[25]。CTC糖代谢分型可提高乳腺癌远处转移诊断的特异性(高代谢型CTC 91.3%,CTC总数71.8%),且高代谢CTC升高提示患者PFS缩短,表明CTC糖代谢分型可作为乳腺癌转移和预后的生物标志物[47]。也有学者研究了CTC脂代谢标志物半乳糖苷酶(galactose cerebroside,GALC)分型与肺癌进展与预后的相关性,发现80.6%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可检出GALC阳性CTC,且术后发生转移患者检测阳性率明显高于未转移患者(100%比68%)[48]。目前CTC功能特性分型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从研究到应用的转化还需要更充分的临床研究证据支持。
共识3:CTC分子分型可为全面评估肿瘤状态和肿瘤精准诊疗提供重要的实时信息;基于治疗靶标的CTC分型分析有助于提示药物疗效从而指导治疗决策,如ARV7(前列腺癌内分泌治疗)、HER-2/EGFR/KRAS(靶向用药)、PD-L1(免疫治疗)等。
共识4:CTC-EMT分型的临床应用价值在多种肿瘤类型研究中得到证实,结合CTC计数和EMT分型及其动态变化可辅助肿瘤分期、复发风险评估及预后预测;针对肿瘤细胞干性和代谢特征的CTC功能分型有助于反映CTC的生物学转归和疾病的发展,是未来泛癌种CTC分子分型发展的前沿方向。
三、CTC存在形式分析的临床应用
CTC可能以单个细胞、CTC簇、CTC与其他血液成分聚集成团等形式存在于血液循环中。由于富集过程中细胞团被破坏或CTC抗原表位被隐藏,大多数CTC富集设备可能难以检出CTC细胞团。研究表明,尽管这些以细胞团形式存在的CTC亚型相对少见,但其转移潜能远大于单个CTC(20~50倍)[49, 50]。CTC与白细胞、血小板、巨噬细胞等聚集成团对调节血液微环境、建立新的转移灶有重要意义,例如中性粒细胞可通过细胞间黏附分子-1与CTC结合,增强CTC对自然杀伤细胞的免疫杀伤抵抗,从而促进CTC的免疫逃逸[51];血小板与CTC结合有助于CTC抵抗物理剪切和免疫杀伤,并且血小板可释放可溶性介质诱导CTC对内皮细胞的黏附和向组织内迁移,进而促进肿瘤转移[52]。
物理学分离方法由于不依赖特定标志物,比生物学分选方法更易检出CTC细胞团[53]。有研究通过基于物理特征分离的富集技术(膜过滤方法)在乳腺癌患者有效检出CTC-白细胞团(CTC-WBC)。与CTC数量≥5个/7.5 ml全血患者相比,检出CTC-WBC患者的PFS较短[50];且CTC-WBC的EMT表型可提示乳腺癌骨转移、淋巴结转移的风险及不良预后[54]。此外,CTC-WBC数量与肝癌的肿瘤大小和数量、脉管癌栓、BCLC分期、AFP水平和CTC总数相关,并可独立预测肝癌患者DFS和OS[55]。CTC细胞团的形成影响了局部的肿瘤转移微环境,其对肿瘤转移和疾病进展的提示意义优于单个CTC,但由于其数量比CTC更少,CTC细胞团在更多肿瘤中的应用价值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共识5:CTC有多种存在形式,包括单个细胞、CTC簇或CTC与其他血液成分(白细胞、血小板、巨噬细胞等)聚集成团,CTC细胞团检出率的提高有赖于检测方法的进一步优化;分析CTC的存在形式有助于揭示CTC与循环中血细胞、免疫细胞的相互作用,阐明CTC免疫逃逸和转移播散的机制,是CTC检测领域重要的探索方向。
四、CTC下游分析的临床应用
CTC携带肿瘤细胞的丰富分子信息,CTC下游分析(CTC体外培养、单细胞测序等)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近年来已有文献报道成功建立乳腺癌、结直肠癌、肺癌的CTC细胞系[56, 57, 58]。CTC体外培养可扩增血液中稀有肿瘤细胞的数量,通过PCR等技术分析CTC细胞系中肿瘤驱动基因和药物靶点基因的表达,可为肿瘤发生机制研究和临床用药提供指导信息。此外,利用CTC细胞系构建人源肿瘤异种移植模型进行转移靶器官预测和药敏实验[59]对揭示肿瘤转移机制和耐药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推动肿瘤个体化治疗的发展。
由CTC群体分析走向单细胞分析是肿瘤精准诊疗时代下CTC检测的发展趋势。高通量测序研究表明,CTC携带的基因突变信息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原发灶肿瘤细胞的基因信息一致性为79%,但与该患者10个月后出现的转移灶肿瘤细胞的基因突变信息一致性达91%,提示CTC的单细胞高通量测序可提供更准确的肿瘤进展和转移信息[60]。分析CTC的单细胞突变图谱和拷贝数变异模式对疗效预测和预后评估有重要价值[61, 62],如与CTC突变率高的小细胞肺癌患者相比,CTC突变率低的患者化疗后PFS及OS显著延长[61]。此外,通过CTC单细胞测序有可能提前获得转移灶的基因信息、发现新的耐药机制和治疗靶点[59,63]。目前,由于CTC数量稀少、检测过程中细胞活性容易受损等因素导致CTC单细胞测序的技术要求较高,限制了CTC单细胞测序的扩大应用。随着分析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更多临床研究的探索,未来CTC单细胞分析的应用前景将更为广阔。
共识6:CTC体外培养、单细胞测序等下游分析是CTC检测领域的前沿方向,也是精准医学时代CTC临床应用的重要趋势;未来CTC检测技术的进步应着重突破CTC单细胞测序的瓶颈问题,探索单细胞CTC高保真核酸扩增及文库构建等创新技术,以促进CTC单细胞分析的发展和应用。
CTC实验室检测技术与质量管理
CTC具有数量稀少[血液中CTC与有核细胞数量比值为1∶(105~107)][64]、半衰期短(1~2.4 h)、存在多种亚型等特点,为CTC实验室检测带来了挑战。准确可靠的CTC检测结果需要系统性、标准化的质量管理体系来保障。本部分主要讨论CTC检测技术(分离与富集技术、鉴定与分析技术)的原理、特点及质量管理。
一、CTC检测技术
(一)CTC分离与富集
CTC检测的一般策略包括CTC分离与富集、鉴定及下游分析。CTC分离与富集是指将CTC与血细胞和其他血液成分有效分离的过程。文献报道及目前国内检测公司提供的技术平台很多,根据其技术原理主要分为依赖特定标志物的生物分选法和不依赖特定标志物的物理分离法两大类[65, 66]。生物学分选将特定标志物抗体或核酸适配体等附着至微柱、微孔或磁性设备,通过抗原抗体结合原理实现CTC分离与富集,可分为阳性富集和阴性富集两种。阳性富集法主要通过CTC捕获抗体正向富集CTC,该方法富集纯度较高,但由于CTC具有异质性,这类方法可能导致部分CTC的漏检,例如依赖EpCAM抗体磁珠的富集方法难以捕获EpCAM表达下调甚至消失(发生EMT时)的CTC亚群[67]。目前尚无普适性的肿瘤细胞标志物,因此难以避免CTC漏检现象。选择肿瘤类型特异的标志物抗体(如前列腺癌PSA、乳腺癌HER2、肺癌MUC1等)[65]或采用多种抗体复合物有助于提升富集效率[53]。阴性富集法主要采用CD45和CD61去除白细胞、巨噬细胞和血小板实现负向筛选,可降低CTC抗原表达下调或消失导致的检测假阴性风险[53]。但该方法分离纯度相对较低,对后续CTC鉴定与分析技术灵敏度和特异度的要求较高。
物理学分离方法是指通过CTC区别于其他细胞的物理学特征如大小、密度、力学及电学特征等进行CTC分离和富集。基于细胞大小分离是指根据CTC体积显著大于白细胞的特点、采用固定孔径的滤膜进行分离。密度梯度离心法根据CTC与白细胞密度及体积等沉降系数差异对CTC进行分离。电学特征分离法根据电荷、导电性等特征差异进行CTC分离与富集。微芯片法主要截留体积更大、不易变形的CTC,微流控法利用特定条件下不同细胞大小、密度、变形性等流体力学差异进行CTC富集。物理学分离的优势是不依赖特定标志物,有利于检出抗原表达异质型CTC和抗原未知的CTC亚型,但也可能存在分离纯度较低、容易漏检部分体积较小的肿瘤细胞等不足[65]。
不同技术方法各有其特点和局限性[65, 66](表1),实验室应结合应用目的和后续鉴定与分析的要求选择合适的方法,例如小细胞肺癌CTC分析时避免选用常规的基于细胞大小分离的方法、当后续分析对细胞活性要求较高时避免选用需要固定细胞的富集方法等。也有技术同时结合生物分选和物理分离两种原理,以期提高CTC分离富集的效率和纯度,但同时可能带来处理时间延长、步骤繁多等问题,增大了其在临床实验室应用的难度,未来仍需发展更多简便、高效的CTC分离富集创新技术。
共识7:不同CTC分离与富集技术各有优缺点,实验室应结合应用目的和后续鉴定与分析的要求选择合适的方法;实验室应在充分评估所选方法的检测效能的基础上开展CTC分离与富集。
(二)CTC鉴定与分析
CTC鉴定是指通过分子生物学手段对富集的CTC进行特异性识别和判读,CTC分析则是进一步解析CTC的形态、功能、分子表达等特征。富集分离后可利用蛋白质、RNA、DNA表达差异以及肿瘤细胞功能差异对CTC进行鉴定与分析。
在蛋白层面主要利用适配体或抗体检测肿瘤细胞中的特异蛋白,如采用适配体技术和靶向PCR检测肿瘤细胞表面叶酸受体的表达可间接反映CTC的水平,具有高回收率和高敏感性的优势[21],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首个肺癌CTC检测方法。免疫荧光法通常采用上皮细胞特异性CK抗体(CK8、CK18、CK19)、白细胞抗原CD45抗体和核染料DAPI标记CTC,CK阳性、DAPI阳性、CD45阴性,且细胞较大、形态完整的细胞被判别为CTC。但由于良性上皮细胞也可能呈CK阳性[68],该方法可能出现假阳性结果。此外,EMT可引起抗原表达水平降低,使用单一抗体可能影响检测灵敏度。应根据癌症类型优化检测蛋白标志物的选择,同时采用阴阳性对照有利于提升免疫荧光法的检测特异性和灵敏度。流式细胞术则通过特异性抗体靶向肿瘤细胞进行快速检测,可同时实现多通道检测,但其灵敏度较低,且需要大量待分析细胞[69]。
在RNA层面可利用荧光定量PCR、RNA-荧光原位杂交等技术分析CTC的mRNA及微小RNA的表达。荧光定量PCR法是基于基因转录水平对细胞进行鉴定的方法,根据肿瘤类型选择不同核酸组合方式对多个基因标志物进行检测,可显著提高CTC的检测灵敏度[70]。在DNA层面上,不同于免疫荧光法易受CTC抗原表达量异质性的影响,基于染色体核型异常鉴定CTC的荧光原位杂交法可检出CK和EpCAM表达下调的CTC类型[71],但需注意肿瘤细胞染色体拷贝数分布具有异质性,且良性血管内皮细胞也可能出现染色体核型异常,应根据癌症类型采用特定探针组合以提高检测准确性。也可利用靶向PCR、DNA测序等分析CTC的基因突变,如二代测序技术可检出未知突变;单细胞测序技术在克服CTC异质性方面有明显的优势,通过单细胞水平的CTC全基因组分析有助于揭示肿瘤转移及耐药的分子机制[72]。但CTC测序分析方法对设备及人员的要求较高,目前仍有待技术进一步完善以适应临床需求。
此外,一些基于肿瘤细胞功能学差异(分泌功能、代谢功能等)的新技术能够在不损伤CTC的情况下实现CTC的鉴定与分析。这类方法可避免由细胞固定、染色、杂交等处理导致的细胞结构及成分的破坏,可满足CTC下游分析和应用对细胞活性的要求,成为CTC检测分析的新方向。上皮免疫斑点法通过检测活的肿瘤细胞特异分泌的抗体或细胞因子,可在单细胞水平上检测有活性的CTC[73]。利用CTC线粒体活跃的特点设计聚集诱导发光荧光探针可标记代谢活跃的活性CTC,从而实现CTC的无损鉴定[74]。利用肿瘤细胞糖代谢特征(葡萄糖高摄取、关键代谢酶HK2活性高)可实现高通量的CTC鉴定与单细胞分析[75, 76]。利用针对CTC膜蛋白的抗体或适配体并结合可在温和的生理条件下运行的核酸等温扩增技术,可实现CTC的无损定量分析[77, 78]。但目前不同鉴定及分析方法的结果表述方式不尽相同,检测结果之间难以相互比较,实验室在开展检测前应进行充分的性能评估。
共识8:CTC鉴定与分析技术的选择应综合考虑上游分离富集技术的特点和下游应用的目的,根据肿瘤类型选择合适的标志物可提高CTC检测的准确性,结合细胞功能特征分析可丰富CTC检测的层次以适应临床诊疗的多种需求;实验室应在充分评估所选方法分析性能的基础上进行CTC鉴定与分析。
二、CTC实验室检测的质量管理
良好的质量控制(质控)是保障检测结果准确可靠的基础。CTC检测和分析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如何完善CTC检测质控以确保CTC检测结果准确性是重大挑战。因此,亟需推进检测流程标准化、建立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以规范CTC检测的临床应用与结果解读。
(一)分析系统性能验证
实验室对CTC检测过程中所需试剂和耗材的选择,应首先考虑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注册/备案的试剂与耗材,以确保符合临床要求;同时也应兼顾其与检测设备的兼容性,以确保符合检测要求。所选的分析系统使用前必须依照说明书完成相关的性能验证,验证参数(针对CTC分离与富集、鉴定及分析的检测全流程)包括但不限于回收率、检测限、精密度等,并制定标准实验操作流程(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SOP),以减少不规范的实验操作对结果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尚无权威的CTC性能验证指南,本部分参考《CNAS-GL039分子诊断检验程序性能验证指南》[79]列举部分性能参数进行说明。
1. 回收率:通常可利用细胞掺入实验测定CTC分析系统的回收率及检测限[80, 81]。根据拟开展检测的肿瘤类型,选择适宜的肿瘤细胞系进行荧光预标记,计数一定数量的细胞(根据具体肿瘤类型和分析系统的检测范围确定)加入健康人静脉血作为模拟血样,重复检测3~5次,计算检测的细胞数占掺入细胞数的百分比即为回收率。
2. 检测限:将拟开展检测的肿瘤类型对应的肿瘤细胞系预标记荧光,制成系列浓度梯度(结合说明书提供的检测范围设定)的细胞悬液分别加入健康人静脉血作为模拟血样,通过检测的肿瘤细胞数量评估分析系统的检测范围和检测限。
3. 精密度:将开展检测的对应工具细胞预先染色,根据方法的检测范围制备已知数量(高、中、低浓度)的多份细胞悬液冻存。每次检测时取一份细胞悬液加入健康人静脉血中,制成高、中、低浓度的模拟血样,重复检测各浓度模拟血样10~20次,或连续检测各浓度模拟血样10~20 d,评估检测系统的批内和批间精密度。
分析系统的性能参数应达到厂家说明书提供的标准,根据文献报道和实验室调研,CTC分析性能验证时常用的肿瘤细胞系如表2所示,实验室应根据采用的检测技术和拟开展应用的肿瘤类型选择理化性质相似的细胞系进行性能验证。必要时(如涉及实验室自建方法或操作流程时)还应根据实验室自建项目的相关要求进行其他的性能参数确认(如标本稳定性、试剂稳定性等)[82]。根据CTC检测方法的不同特点可选择不同的性能验证或确认的参数,实验室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所需的最小样本数。
此外,实验室在引进性能验证合格的CTC分析系统后,还应在实际开展CTC检测项目之前进行临床应用前评估(如CTC检测在不同人群中的阳性率、CTC临床参考范围及截断值等)。由于各实验室使用的检测方法、拟开展的肿瘤类型及应用场景不尽相同,目前尚无法确定统一的CTC参考范围和截断值,建议实验室参考针对同方法、同癌种的大型临床研究报道的结果,并设计相关的临床试验确定本实验室适用的CTC参考范围和截断值。行业内专业委员会可制订相应的临床研究计划,推动各实验室开展大规模、多中心临床研究,以明确同一CTC检测方法在同一肿瘤特定场景应用的参考范围和最佳截断值。
共识9:实验室开展CTC检测前应对所选分析系统进行性能验证,属于实验室自建方法的分析系统还应根据相关要求进行其他参数的性能确认;应注意所选CTC分析系统的适用范围,跨癌种应用时应考虑到不同起源、不同病理类型肿瘤细胞的理化性质不尽相同,须进行充分的性能验证和临床观察研究。
(二)分析前质量管理
良好的分析前质量管理是保障检测结果准确的前提条件。CTC检测分析前质量管理主要涉及样本采集(患者准备、采集要求等)、预处理、保存和运输(时间和温度)等。分析前SOP应涵盖样本采集、预处理、保存和运输过程的系列标准操作,并对质控变量进行充分的说明和解释。
1.样本采集:CTC样本采集的质控变量应实现标准化,其内容应包括但不局限于:采血时间、是否禁食、采血时患者体位、采血管类型及抗凝物质要求、采血部位、采血量等[83]。常见的采血管类型包括EDTA-K2抗凝管、CellSave抗凝管、cfDNA/RNA保存BCT管、ACD采血管等,不同采血管对CTC保存的时效和稳定性不尽相同[84, 85]。有研究表明CellSave管用于CTC计数和染色分析时可使血液在室温下保存72~96 h[86];CTC-ARV7转录物(数字PCR分析)在EDTA-K2或ACD抗凝血液中可稳定48 h,但BCT管中的mRNA在采血后显著降低且48 h后无法测出[87]。建议优先选择检测方法配套或推荐的采血管,无明确指定时可根据检测目的、检测时长和保存剂的特点进行选择,例如需要对CTC进行计数和形态分析时可选用常规EDTA-K2或CellSave管、需要进行CTC分子分析时可选用核酸保护效果较好的ACD管等[84, 85]。
外周静脉血是目前最常用的CTC检测样本类型,建议常规采集流程为:肘部静脉穿刺采集外周血5~20 ml(采血量视检测方法的要求而定)。采血后立即轻柔颠倒8~10次混匀,防止凝血。需注意的是循环系统中不同部位CTC之间存在明显的细胞分布和生物学特征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从肝癌患者外周静脉、外周动脉、肝静脉、肝下下腔静脉和门静脉采血检测的CTC数量、EMT表型和CTC细胞团各有特点,且其在提示肝癌术后肺转移和肝内复发方面的临床价值也不尽相同[37]。临床医生可根据患者治疗周期、治疗方案、研究目的等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采血部位和采血时间点,但建议治疗或研究的全过程中样本采集条件相对固定,以便于后续结果的解释。
2.样本预处理、保存及运输:应采用标准化试剂盒对CTC样本进行预处理,并对样本预处理、保存和运输过程中质控变量的变异范围进行有效追踪和管理[85]。应严格按照相关操作规范执行操作,有效保障标本接收时的质量。一般建议血液采集完毕后立即送检,不能立即送检的标本应低温保存(2~8 ℃),4 h内转移至检测实验室进行检测。到达实验室后,应检查样本是否存在凝血、脂血等异常情况,对不合格样本应拒收,不能及时检测的样本应根据检测目的和采血管特点严格控制样本储存条件(时间、温度)。
(三)分析中的质量管理
分析中的质量管理是CTC实验室检测质控的核心环节。建议在CTC分离与富集、鉴定及分析的全过程均引入标准化检测设备和配套软件,并建立完善的标准操作程序和检测人员的资质管理制度,健全实验室质控体系,充分保障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1.人员培训与考核:实验室应配置相关专业背景的技术人员,经理论和操作实践的培训与考核后方可开展CTC项目检测。操作人员严格遵循检验设备及试剂的质量管理体系是检测结果可靠准确的有效保障。应定期开展操作人员的项目操作技能考核,包括但不限于自动化检测设备的使用与维护、试剂与耗材的标准操作规范、质控相关标准操作步骤的实施等,其中不同操作人员间对CTC检测图像的判断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应定期根据典型和非典型CTC检测图谱开展人员能力比对,以提高检测结果准确性。另外,利用整合人工智能图像识别工具的全自动CTC分离及鉴定系统[88]有助于减少人员间的操作误差。
2. 试剂/耗材质检和设备维护:CTC检测步骤较多,应制定标准化程序对检测过程中涉及到的试剂和耗材进行质检,包括包装检查(包装是否完整、标识是否清楚、保存条件和有效期是否明确等)和可能影响检测结果的关键性能参数检查(依检测方法的原理和操作而定,例如荧光探针/抗体的有效性和批间一致性、滤膜的孔径大小和滤过效率、吸头的气密性/准确性/携带污染源等)。此外,使用过程中应定期监测和记录试剂/耗材的保存温度和有效期,并定期对所用的仪器设备做维护和保养以充分保障其性能稳定。
3.室内与室间质控:检验项目应设立合理的室内质控以监测样本检测的全部流程,但目前尚无公认适宜的CTC实验室检测全程质控物。考虑到不同CTC检测平台应用的仪器设备和试剂各异,应根据不同检测平台的关键步骤分别设立合理的质控或定期对使用的设备及试剂耗材进行性能评估。如分离富集CTC的过程中,对于微流控芯片法,应注意监控泵的流速控制和每批芯片的均一性;对于膜过滤法,应充分考虑到负压泵的稳定性、滤过膜孔径的大小和均一性等。CTC鉴定的过程中,应监控不同标记探针或抗体及杂交试剂的质量等。
虽然目前没有商品化的CTC检测全程质控品,但对有些步骤建议技术厂家也能提供适宜的参考品。例如预制备的肿瘤细胞与白细胞混合细胞甩片,可用于评估鉴定试剂性能及技术人员的图像识别能力。同时,行业内专业委员会可制定CTC检测参考物质的研发计划,联合相关企业积极推动CTC质控物的开发和商品化。例如,Tommasi团队的实验室利用肿瘤细胞系掺入健康人血样中构建不同浓度的参考品,在采用相同检测系统的多个实验室开展长期、系统的性能验证和评估后作为CTC室内质控品使用[81]。实验室质控品的构建应注意符合临床样本的模拟度(肿瘤细胞类型、大小及分子特性等),同时保证性能稳定且数量充足,以满足长时间检测分析的要求。质控品的制备建议由固定的专业人员,在固定的实验区域培养、配制和分装,以减少人为误差,避免受到临床样本的污染。
实验室可根据CTC检测项目和检测平台制定相应的可接受的质控标准。如果质控品的结果与预期不相符,需分析失控原因并保存相应记录,同时提出有效的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另外,基于患者的实时质量控制(patient-based real-time quality control,PBRTQC)可通过来自患者样本的数据,在日常检测的同时实时监测检测系统状态[89, 90]。浮动均值法是常用方法之一,通过定期对比患者CTC检测数据的均值与靶值及控制极限值的偏离情况,可有效辅助判断检验实验室的项目运行是否在控。各检测实验室可考虑根据积累的检测数据建立适用于本实验室CTC检测的PBRTQC方法,并作为实验室质控体系的一部分。
采用相同检测系统的实验室应定期开展室间质控活动,对相同的工具细胞系或同一患者来源的生物学标本开展检测对比。由于目前开展的CTC检测项目有限,实验室间质控更多采用实验室间比对及替代方法的方式解决。比对应至少每年1次,比对样品的数量至少3份,包括阴性、低浓度和高浓度水平。当实验室间比对无法开展时,可采用其他替代方法,如标本的盲法重检、与其他方法比较或临床相关性分析判断检测结果的可接受性。
(四)分析后的质量管理
分析后的质量管理是全程质控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促进检验工作更好地服务临床的重要保障。CTC检测的分析后质量管理主要包括检测结果确认、报告发放,以及临床沟通和咨询服务。CTC检测结果确认应注意再次检查标本质量是否符合要求、检测过程中仪器设备是否运转正常、质控是否在可接受范围内、是否有干扰检测结果的因素、CTC结果与患者的临床病情或关联的检验参数之间是否存在不可解释的现象等。必要时应对异常结果或疑难结果复查之后才可发放结果。
CTC检测报告建议包含但不限于如下内容:患者一般信息、临床诊断、样本信息(采样部位、采样时间和检测时间)、方法学描述、CTC检测结果(包含但不限于细胞图像、细胞计数、分子分型、历史结果等)、必要的截断值、局限性说明等。建议采用同种检测方法的不同实验室发放CTC的报告内容保持一致,以增加实验室间结果的可比性。有效的报告解读与临床沟通是实现CTC临床应用的必要条件。CTC检测报告解读时应综合考虑分析前和分析中各个环节可能的影响因素,并紧密联系患者的临床病情;建议有条件的实验室可以在报告中同时纳入检验医师或临床医师对检测结果临床意义解读的指导性意见。临床沟通工作应对检测结果、质量体系、结果的临床符合性做充分说明,对临床应用中出现的疑难问题从方法性能和临床肿瘤学角度做好客观、详细的解释与沟通。
共识10:严格的质量管理是保证CTC检测结果准确、可靠的关键。实验室应针对CTC检测的各个关键环节,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以规范分析前、分析中及分析后的操作流程,并做好检测结果解读与临床沟通工作,以保障CTC临床应用的有效性及实用性。
CTC具有随血液循环播散至远处器官形成转移灶的潜力,在反映原发肿瘤特征和转移性疾病的发生发展方面有重要意义。CTC检测在肿瘤疗效评价、预后评估等方面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临床医生在选择CTC检测项目时应注意明确其应用场景和适用范围,以确保CTC检测的合理应用。随着CTC检测从单纯计数进入分子分型和下游分析时代,进一步提高CTC检测的准确性并利用CTC监测转移启动、辅助临床治疗决策值得更多研究探索和应用实践。
CTC由多种细胞亚型组成,稀有性和异质性是CTC检测技术的挑战。标准化、准确、可靠是CTC检测技术的基本要求。提高检测技术的灵敏度和特异性、探索未知的CTC存在形式、分子分型和单细胞特征是CTC技术创新的重要方向。如何提高CTC检测流程的质量管理水平任重而道远。实验室应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检测技术,充分验证性能、建立标准检测流程、健全质量管理细节、提高CTC检测报告规范性,不断推进CTC的临床应用与发展。
执笔人:
蔡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检验医学科),陈静(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检验医学科),司徒博(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检验医学科),刘子杰(云南省检验医学重点实验室),杨文静(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检验科),郭巧梅(上海市胸科医院检验科),朱小立(同济大学第十人民医院检验科),杜鲁涛(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检验医学中心),王佳谊(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检验科,上海市胸部肿瘤研究所)
专家组成员(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曹永彤(中日友好医院检验科),陈鸣(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陈葳(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陈维贤(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检验科),陈鑫苹(海南省人民医院检验科),崔巍(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检验科),丁海涛(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检验科),段勇(云南省医学检验临床研究中心,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高春芳(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检验实验中心),关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检验科),管秀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郭玮(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检验科),韩艳秋(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郝晓柯(西京医院全军临床检验医学研究所),侯景辉(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病理科),胡成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实验诊断科),黄山(贵州护理职业技术学院科技处),纪玲(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检验科),姜国忠(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姜艳芳(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基因诊断中心),柯尊富(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分子诊断与基因检测中心),李建明(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病理科),李梨平(湖南省儿童医院儿科医学研究所),李萍(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检验与病理中心),李忠俊(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检验医学中心),李卓(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林锦骠(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林勇平(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刘利平(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转化医学实验室),刘万里(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检验科),娄加陶(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马飞(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潘明新(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肝胆外科),潘世扬(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医学部),沈佐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科研处),史清海(新疆军区总医院检验科),苏建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检验科),孙奋勇(同济大学第十人民医院检验科),孙自镛(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检验科),童永清(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检验医学中心),汪俊军(东部战区总医院检验科),王传新(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检验医学中心),王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魏超君(国家卫健委胃肠肿瘤诊治重点实验室,甘肃省人民医院临床研究与转化医学研究所),吴文苑(深圳市人民医院检验科),伍均(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医学中心),杨定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肝胆外科),杨林(深圳市人民医院胸外科),于农(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苏州分院检验科),张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检验科),张义(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检验科),张樱(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赵平森(粤北人民医院检验科),赵晓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检验科),郑磊(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检验医学科),郑培烝(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检验科),周海舟(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周迎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